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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，从冬到春，界岭的雪真多。村委会统计的是九场雪。县气象站的人从未到过界岭，也不清楚他们如何测量的，在通报中点名说，界岭一带总的降雪量为九百八十八毫米。如果没有融化，就等于在界岭小学操场上积了差不多一米厚的雪。事后才听说，是老会计出主意，让村长余实如此汇报上去的，目的是希望县里能给一些救灾款。界岭雪多，各地的雪也不少。最快也要晚一个星期才能送到的《人民日报》说，大雪有利于北方过冬作物的墒情。

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却不认同，大雪将茶树冻伤后，能卖出好价钱的春茶就没指望了。没有春茶可卖，村委会收不到相关的费用，村长余实的妻子按时发放民办教师工资的许诺也就成问题了。

被村委会适当夸大的雪灾没有受到县里的重视，有关部门回复说，从去年开始，县里财政情况空前困难，要他们自己想办法渡过难关。界岭地势高，若说受了旱灾，山下的人就会怀疑，为何从界岭流下来的河水一点没有减少？若说受了水灾，山下的人更要怀疑，从界岭流下来的河水从未见涨，真的有暴雨，难道又转头流回天上了？所以在界岭当干部，想玩点假的，向上面要钱，唯有雪灾一说才有希望。既然雪灾都没人理睬，别的花样就更不行了。从二月份开学起，三月等，四月等，五月六月还是等，民办教师的工资仍旧不知在哪里。

村长余实的妻子借口查看儿子的学习情况，亲自到学校来，要余校长他们再等一阵。还说，实在不行，村长余实还可以默许他们悄悄地砍一棵小一点的红豆杉。不过得他们自己想办法运出界岭，自己想办法与收购红豆杉的人联系。不管这话是不是村长余实说的，都让余校长他们格外难受。当然，最难受的还是邓有米，无论如何，这样的话都让他觉得是在指桑骂槐。邓有米盗砍过红豆杉，这是他心里不许任何人碰的伤痛。邓有米想了一大堆脏话，要骂村长余实的妻子。余校长抢在他之前，坚定地对那女人说，古人尚且不吃嗟来之食，就算饿死，界岭小学的老师，也不会做任何让人不齿的事。既然如此说了，大家只好像从前一样，靠着教育站发给的三十五元钱维持生活。

七月份小考结束后，教育站张榜公布各个学校的情况，很难说是不是支教生夏雪教了几个月的原因，这届毕业生的平均成绩，比往届提高了整整十分。万站长亲自送来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：祝贺界岭小学小考总成绩并列全乡第三名！可是只有万站长心里明白，并列第三名的一共有六所学校！

整个暑期，横幅一直在界岭小学的屋檐下挂着。

支教生骆雨来报到时，几乎看不见横幅原来的红色了。

骆雨一进屋就注意到仍然压在玻璃板下面的那首诗。

听说是前面一位女支教生写下的，骆雨就没有动它。

与夏雪不同，骆雨读过张英才写的那篇关于界岭小学的文章，所以除了行李之外，他还特意带来一面崭新的国旗。界岭小学的升旗仪式，总是由余校长亲手拉动绳索将国旗升到旗杆顶上，除非余校长不在场，才由副校长邓有米替代，万一连邓有米都不在场，孙四海才有资格顶上来。

骆雨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，就自告奋勇地要当升旗手。还让余校长，用他带来的照相机，将他的动作拍照下来。一个星期后，骆雨不当升旗手了，拿着一只口琴挤到邓有米和孙四海中间，跟随他们的笛声，一同吹奏国歌。再往后，骆雨也不吹口琴了，就像夏雪临走时那样，站在学生队伍后面，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。所有这些，骆雨都让别人给他拍照留念。

那一天，升旗仪式结束后，骆雨注意到操场旁边的荒草上有一层薄薄霜花。

骆雨将有霜花的草掐了一根拿在手上，对着太阳看了看，问身边的邓有米：“界岭这儿落雪时间是不是很早？”

邓有米如实回答：“一般年份要比别处早一个月左右。”

骆雨又问：“落雪时是不是还有学生打赤脚来上课？”

邓有米说：“偶尔还有。”

骆雨说：“真有这么穷吗？”

邓有米说：“这两年好些了，再困难的人家，冬天也能穿上鞋。只是有些孩子舍不得鞋，在雪地里走路时先脱下，进了教室再穿上。再说，刚落下来的雪，还不太冷。”

骆雨说：“天下哪有不冷的雪？又不是冷血动物！”

邓有米说：“要是你直到十五岁才穿第一双鞋，你就晓得什么样的雪冷，什么样的雪不冷。”

骆雨将信将疑地低头盯着邓有米的双脚。

邓有米继续说：“你去问问余校长，他穿的第一双鞋，是当兵后部队发的。还有孙主任，也是十几岁时在外面流浪，遇上老村长，才穿上生平第一双鞋。”

骆雨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屋里。

上课的预备铃响起后，他竟然光着脚走出来。

邓有米装着没看见，二人擦身而过时，他还指着太阳说，要赶紧晒衣服，明后天可能有雨。骆雨一边说有雪才好，一边进了教室。因为太冷，他在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