团里没有人知道我和齐歌的关系,在他们眼里,我们是小提琴二重奏的搭档,乐团的小提琴手,关系不错的哥们儿,还是房主和房客。
我们终于明白,爱情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,要自己用心去感受。所谓光明正大的爱情,是无愧于心的坦荡。
孙琛毕业后去英国攻读硕士学位,这个要让自己的后代做文盲的人,似乎要替他的子女把上学该吃的苦全吃遍。马潇潇留在音乐学院做了老师,和他那位学音乐教育的伊人组成了教师之家,偶而会和我们几个老同学相约叙旧,谈起我和齐歌午夜十分在公寓浴室里上演的那出《三岔口》,我和齐歌相视而笑,温情在眼神间交汇。
刚回到北京时,我和骆格格见过一面。仅仅一面,再没有联系。
我向她致谢并代齐歌向她致歉,她拒绝了我的谢意,她说她是为了齐歌。
“我代他从你母亲那里要来你的地址,支持他去找你,不是我大方,是我希望他快乐,我希望他拉琴时仍有往日的神采飞扬。”她轻啜着咖啡,美丽优雅得如同真正的公主。
她的声音低了下去:“那段时间,系里合奏时他常挨教授骂,演奏时与整体脱节,还常常出错。”
“你信不信,他能把德沃夏克的《幽默曲》拉得悲悲切切。”她抿着嘴轻笑,眼里却有无尽的感伤,“他那时根本不在状态。”
中粮广场星巴克咖啡屋里,马蒂尼的《爱情的喜悦》伴着“黄金海岸”的焦香在空气中飘荡……
“可以做朋友吗?”我发自内心的问。
“不可以!”她答得斩钉截铁,“我不会再和你们有任何联系,更不想看到那个人。”
“我说过我并不大方,而且我还很小气。”她站起身和我握手,“再见!永-不-再-见!”
望着骆格格远去的背影,我知道,她仍然深爱着齐歌。因为有爱,不忍相见。她会幸福的,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孩。而且,她是那么善良。
我的父母从我的脸上看到了快乐,他们以为是骆格格的原因,是她打到法国的电话解开了我的心结。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同性的事实,他们所受的教育、经历以及所处的年代决定他们不会认同这种禁忌的爱。我宁愿让他们继续误会着。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结婚,因为我和我的伴侣认为,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婚姻这一纸空文来约束;我们也不会要孩子,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容不下任何第三者。我的父母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,毕竟,儿子自己感到幸福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已经不再看重传宗接代。
我给DOUBLE家里打过一次电话。一个年轻女人说:“他早就搬走了,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。”对于他,我还是那两个字:保重。
我与DO乐队的其他人失去了联系,旧的手机号码成了空号。不论他们在哪里,我会为他们祝福,并且在心里感激他们。在我最痛苦的时候,是他们接纳了我,我希望社会也能接纳他们。因为,不了解并不代表有权利轻视。
2003年元旦,马潇潇邀我们去母校的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。看着校园里那些拿着各种乐器匆匆而过的学生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们。他们之间一定也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,音乐,欢笑,爱情和拳脚。
从音乐学院出来,长安街已经灯火通明。我和齐歌聊着我们的学生时代,走上复兴门立交桥。
俯瞰着桥下的滚滚车流,我对齐歌说:“以前我一个人从这里走过时,总是忍不住地想,从这里跳下去,是被车轧死的概率大还是摔死的概率大。”
齐歌用探究的眼神注视我良久,缓缓地说:“那你就跳下去试试。”
我刚想笑,手腕却被他猛然攫住,滚烫的掌心紧贴我腕上的伤疤。
因为第二天晚上有演出,团长慈悲免去一个白天的排练,我洗澡便刻意洗得认真些。等我从浴室出来时,齐歌已经躺下睡了。我趴在他身边试探着吻他的唇,他不带情欲地、甚至有些敷衍地在我的唇上和颊上胡乱啄了几下,把我搂进怀里又沉沉睡去。我笑了笑,窝在他的胸前闭上了眼睛。
酣睡中被他扳着肩膀摇醒,我不满地推他,含混地问他早上做行不行。手碰触到他的胸膛,竟是湿漉漉的。我奇怪地睁开眼睛,发现他的脸上也沁出一层细密晶亮的汗珠。
“怎么出这么多汗?做噩梦了?”我睡意朦胧地问他。
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,恶狠狠地瞪着我说:“告诉我,你脑子里到底还有多少血腥玩意儿?”
看我一脸不解的神情,他愈加愤怒,抓着我的头发往面前带,我的脸几乎贴上了他的鼻子。
“统统说出来!除了切手指,割手腕,从立交桥上往下跳,还有什么?”他嘶声吼道。
“齐歌!”我伸手去擦他脸上的汗水,却被他一把抓住手腕送到眼前:“除了这些已经实施的,还有什么你准备付诸于行动?”
“那都是我一个人时无聊的胡思乱想,随便说说而已。”我小声解释。
他摇晃我的左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