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家炎访问
我和查良镛——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，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，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，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，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。于是我改变办法，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，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，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近日稍加整理，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。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。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，记得不好。下面是我的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。
问：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？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？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？
答：我祖父是清朝进士，大伯父是清朝秀才。到二伯父，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。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，他上的是震旦大学。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，与冯其庸是同学。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，一开始就念小学。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，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。佛经读得更晚。
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。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，记录事实，这就很好，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。史识是作者的，但事实是客观的，不能歪曲。评论可以自由，事实却是神圣的，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。齐国崔杼杀了庄公，齐太史就记载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。
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，又被杀。到第三个弟弟，还是写崔杼“弑庄公”。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。
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，不会感到虚无绝望。当然，中国传统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东汉、宋朝、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，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。我在香港大学演讲，题目就是《君子和而不同》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。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，要含蓄，不赞成廉价宣泄，这也是很好的主张。我并不排斥西方。西方哲学家像罗素、卡尔·蒲伯，我也很喜欢。
问：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？在欧美文学方面，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？
答：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，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，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“异党分子”，甚至还乱打人。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，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。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，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，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，也是我的表兄。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，一边就读了许多书。一年时间里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，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。
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，像大仲马、司各特、斯蒂文生、雨果。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、淋漓尽致，不够含蓄，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。
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，读狄更斯的小说。俄罗斯作家中，我喜欢屠格涅夫，读的是陆蠡、丽尼的译本。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列夫·托尔斯泰的作品，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。
问：在中国新文学方面，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的作品？
答：中国新文学作家中，我喜欢沈从文。他的小说文字美，意境也美。鲁迅、茅盾的作品我都看。但读茅盾的作品，不是很投入。
问：您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，说他的叹声“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，无边无际的绝望，竟然不似人声，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”，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《孤独者》写魏连殳的哭声“像一匹受伤的狼，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”。二者意象的相似，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？
答：是的。我的小说中有“五四”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。但在语言上，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，最初是学《水浒传》《红楼传》，可以看得比较明显，后来就纯熟一些。
问：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，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？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，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？
答：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、导演，拍过一些电影，也研究过戏剧，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不自觉地有影响。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，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。
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，莎翁重人物性格、心理的刻画，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，这对我有影响。
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，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。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，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。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，较少抽象思考，我注意这种特点，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。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。
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。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梅超风的回想，就是电影式的。《书剑恩仇录》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，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。
一些场面、镜头的连接方法，大概都与电影有关。
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，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。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