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会给每个士兵发放一百英镑的奖励,给军官则发放三百到一千不等的奖励。
在这种高额奖励的鼓励下,以及身处陌生环境下的谨慎,让雇佣兵目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军纪。
在周琅这种友好的处理下,雇佣兵跟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融洽,至少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冲突。更好的现象是,当地人对向雇佣兵们兜售商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,十天过去,已经没有人会为跟雇佣兵讲两句话而喝彩了,大量商贩每天争先恐后的早早等候雇佣兵们出操,然后将他们精心准备的早点向他们推销,换取雇佣兵手里成色十足的银币。
受益于这种良好的氛围,周琅为軍队建立了稳定的物资供应渠道,他联系上了当地的几个较大的商铺,向他们采购粮食以及新鲜的蔬菜,甚至还买来了一些布匹等消耗品,甚至连火药都能买到,只是当地的火药质量不达标,科林认为没有实用价值。
十天时间,左营的社会秩序奇迹般的稳定,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情况,当地人依然过着过去的生活,大多数人都继续留在城里,只有一些大户人家和富商悄然离开,但商人离开并没有影响商业运转,因为大多数商铺的东家离开了,掌柜的和伙计多少都留下来了。
周琅很庆幸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对抗,反而能够利用当地的商业体系,他将此归因于自己对当地人释放的友好,其实是他想多了。历史上,鴉片战争以及之后的每一次跟西方人的战争,中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中立的。英国的资料记载中,两次鴉片战争,他们的物资供应大多都是直接在当地采购的。从广州到北京,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,那就是有小贩挑着货物跟着他们的軍队行动,时刻准备着向他们供应商品。甚至在天津登陆的时候,当地妇女将自家的鸡蛋放在篮子里向他们的军营兜售。
这看起来不可思议,但不能用后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来要求王朝时代的中国百姓,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,中国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,而是一个帝国。老百姓心里就没有了强烈的民族关键,不再是统一之前的赵人、秦人,都只会意识到自己是天子的子民。至于谁是天子,跟他们的生活离得太远,根本感受不到。反正谁当天子,都需要他们纳粮纳税。所以对于谁去争天下,老百姓并不在乎,只要不伤害到他们,他们无所谓。
不过这十天周琅在左营的做法,也不全是没有作用的。他写的那些安民告示多少的有点作用的,每天在大街上巡逻的士兵,也让社会秩序没有失控,否则谁知道会有多少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呢。
而且他的行为显然让当地的精英产生了误解,竟有人上门来投效。
周琅已经接见过三个自称举人的读书人,他们都是亲自投书上门,见了周琅后,都是满口“天下”“仁义”之类的说辞,表现的也都是一副贤人的城府,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,这三人都没用真名,周琅只知道他们的姓,名帖中是“王某,刘某”之类的。
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,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带了几十个人占了左营这么一座小城,竟然就有带路党上门,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如果英国人把中国早些研究透彻,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在统治印度的同时占领中国的,因为他们在中国真的能找到一大批带路党,而且是颇有能力的带路党。
对这些人周琅是鄙视的,而他并没有跟他们撕破脸,对投书上门的人,他都接见,也都和颜悦色的听完他们的话,并且感谢他们,可绝不说出请他们帮自己的话,这些人也都端着架子,周琅不开口,他们也绝不会纳头便拜。于是周琅既不招他们,也不惹他们,但愿跟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。宁得罪君子,不得罪小人啊。
除了这些精英外,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。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,城里经营赌场、院妓这些灰色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,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,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,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。
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,下九流的流氓头子,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,不求他们为我所用,但求他们不搞破坏,可有一些势力,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。
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,也就是天地会。
他进入作用第三天,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,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,而是来联盟的,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,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。
乾隆朝末期的满清,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,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。
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,则更加复杂,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。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,基本只有一个主题,那就是人地矛盾,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,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。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,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。
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,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,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。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,往往带有一种特点,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。台湾的